历史思考：为何迁徙至漠北地区的室韦族要改称为“阻卜”？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明了，《辽史》等文献中关于“达怛”“阻卜”的相关记载，笔者倾向于认为阻卜是达怛的一部分。另据白鸟库吉在《失韦考》一书中指出，辽代的阻卜与金代的阻?，均起源于臭泊室韦部的演变。

《通鉴》胡注中记载：“臭泊，室韦以所居地名其部。”从发音角度来看，两者相似，学者因此提出“臭泊”实为“阻卜”的异写。但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名称，往往随着社会变迁或与周边强权的交往而泛化，成为一个地理区域的称谓，“阻卜”亦不例外。

历史学者还指出，辽代的阻卜内部包含有突厥语族部落，比如乃蛮部等。可见阻卜虽由达怛部衍生，但辽朝时期的“阻卜”一词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这也说明“阻卜”不能简单等同于“达怛”。

辽代史料中，关于达怛的称谓多样，有“达靼”、“达旦”、“达打”、“塔靼”等写法。史料表明，辽人书写中，阻卜与达怛常指同一部族，且两称有时相互通用。蔡美彪先生在《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中提到，《辽道宗哀册》关于达怛的记载如“蠢而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但现存《辽史·道宗纪》中缺少关于达怛的记载，反倒多有阻卜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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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道宗哀册》记录了道宗朝（1055—1101）期间的重大事件，透过《辽史·道宗纪》可知，侵扰边境的叛乱部族正是阻卜。史料载道宗大安年间（1085—1094），阻卜各部反叛，史书记载“（大安）八年（1092）春，阻卜诸长来降；冬十月，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冬十月，阻卜乌古札叛”，这些叛乱对辽代边疆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基于此，蔡美彪先生认为，《辽道宗哀册》中所说“达旦（靼）扰边”，即为《辽史》记载的道宗时期阻卜的叛乱事件。同时，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达旦国兵围镇州”，与《辽史》中记载“开泰元年，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可敦城即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改名镇州）相呼应。由此，本文也倾向认为《辽史》中“达旦”与“阻卜”是同一族群的不同称呼，因史料来源差异产生了书写差别。

上述例子显示，契丹人眼中的阻卜与达怛有时可互为代称。然而，《辽史》也有不同记载，比如辽太祖神册三年（918）“达旦国来聘”，同年“阻卜遣使来贡”；统和二十三年（1005）六月，“甲午，阻卜酋铁剌里遣使贺与宋和。己亥，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由此看，辽代文献中达怛与阻卜似乎指代不同部族。

因此学者提出，“达旦国”更可能是辽朝的属国，而阻卜明显是属部，两者所指范围不同。但笔者认为，《辽史》史料来源复杂，这种记载差异在情理之中，成为正史与考古资料中两种不同部落或族群名称的体现。

至于同年出现两种名号的势力，且先后多次朝贡，笔者猜测这很可能是同一族群内的不同部落。因为从部落结构来看，辽代无论是室韦、达怛还是阻卜，都是对特定地区内蒙古语系民族的泛称。辽代阻卜拥有众多部落，同年多次朝贡的阻卜或许正是这些不同的部落。

辽朝为阻卜设立“西阻卜国大王府”、“北阻卜国大王府”和“西北阻卜国大王府”等行政机构。有学者指出，《辽史》中“达旦国九部”是古突厥文碑铭中的九姓达怛，据活动区域和势力大小推断，《辽史》中的“达旦九部”即是辽代北阻卜。

由此可见，这三个阻卜国大王府下辖多个部落，而《辽史》皆统称为阻卜。宋代同期文献仅见“达怛”一词，例如《续长编》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契丹使者称“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

此时对应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但《辽史》同期仅记载阻卜诸部朝贡，未提及达怛。地理上，《续通鉴》记载拂菻国（拜占庭）入朝时转述其地理位置出现达靼，“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毡所居。”这表明宋代文献中的达怛活动于漠北西部地区，正是辽代阻卜活动的地带。

此外，《续长编》记神宗元丰七年（1084）载，“回鹘东境与鞑靼相连，近日多路探报多称夏人苦被侵扰”，“且闻天祚北走鞑靼经营，禽之。”从中可见，宋代所称达怛即契丹认知的阻卜。

辽末，部分大黄室韦人随耶律大石十八部王众西迁，嫩江流域小黄室韦则归入女真统治，史载“惟章愍宫、小室韦二部达内地。”研究指出，十二世纪时吉林双阳河附近活动的黄头室韦部，在金军攻打长春州与金山县后被女真族征服。完颜酬斡曾在阿良葛城击败室韦部，俘虏其部众。

由此可见，金初以“室韦”为称的部族仍活跃于东北嫩江流域。除上述史料外，《金史》无更多室韦记载。至于“阻卜”，金代称作“阻?”，被视为女真继承契丹对非契丹但同为蒙古语族部族的称呼。

金代史料如西北路招讨使命偏师自东路进军讨伐时记载：“东军至龙驹河为阻?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请俟诸军集乃发。”表明金代阻?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克鲁伦河一带，与唐末九姓达怛活动区重合。其后蒙古语族部落逐渐强盛，融合集合，称号亦随之演变，如北阻卜成为蒙元时期的克烈部。

综上，辽、宋、金文献中关于室韦、达怛、阻卜/阻?的记载，表面上看是三个独立游牧民族，但从史料分析可知，这实际上是同一游牧部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口中获得的不同称谓。当然，族群在长期演变中也可能融合其他成分或析出新分支，活动范围随时代形势波动。

因此，三个名称指涉的范围有所不同，不能用线性思维简单等同。宋代文献多用“达怛”，辽代资料中“达怛”与“阻卜”混用，有时可互称，但“阻卜”使用更频繁；金代文献多用“阻?”，但记载逐渐减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纵观历史，达怛与阻卜虽同源于唐代室韦部，但进入辽金时期后，与早期室韦部族无论在地域还是经济形态上均有明显区别。

辽代原室韦诸部及蒙古高原上的阻卜部落均与契丹语族人群联系紧密，无论语言、居地或隶属关系，彼此关系密切，契丹统治者对此极为清楚。相比之下，身处中原腹地的宋朝，对漠北各族的了解多依赖与其接触的部族或契丹人转述，信息的准确性难以完全保证。

然而，既然宋人信息大多来源于契丹，何以不采用契丹的“阻卜”称谓，而仍沿用“达怛”？这或与中原对北方民族传统的认知和书写习惯有关。自九世纪起，唐朝接受突厥语族对迁入漠北室韦族的称呼为达怛，宋代沿用这一惯例。而“阻卜”则明显源于契丹的称呼，故未被宋人采纳。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阻卜”称呼可能存在已久。若将“室韦”视为外来称谓，原蒙古语系部族很可能自称为“阻卜”，但早期缺乏相关蒙古文字记载，因此史料中多以中原王朝的他称“室韦”或突厥语族称谓“达怛”出现。关于达怛与阻卜的关系，另一观点认为二者不可等同，达怛历史更悠久、地域更广，阻卜只是达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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